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经超过美国和欧盟27国总和，达到畸高地步，每年投资过剩至少10-20万亿，而居民消费率在全世界开放经济体中又是最低的。所以，压缩投资，削减不必要产能，增加GDP中的居民收入比重，鼓励消费，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正道坦途。

(资料图)

前两天看到网上流传的一段林毅夫教授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视频，对于目前的经济刺激政策，林毅夫教授认为，不少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向消费拉动转型，这种观点不是不懂经济，就是故意误导中国。

笔者担心这没有完整呈现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又找来接受采访全文，的确如此，林教授的完整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根本是靠投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是吃出来的，不是消费出来的，而是投资出来的；

第二，提倡消费有可能导致家庭储蓄耗光，像欧洲、美国那样产生家庭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提升消费也只能走投资驱动的道路；

第三，最早提出中国应该转型为消费驱动的是美国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这是他们出于自己利益，进行的一种政治化炒作，观点经不起推敲。

目前，也并非只有林教授持有这种观点，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经济需要继续走投资驱动的路子，而不是消费驱动，消费驱动是西方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投资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独家灵丹妙药。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可否认，林毅夫教授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有很多独到见解，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仅就他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中表达的这个观点，结合近几年经济实际运营情况，试与林教授及经济学界同仁探讨。

1. 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越来越低，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弊病越来越严重

林毅夫教授重视投资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是有道理的，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时效性，但并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是一投就灵，甚至过度依赖是有害的，否则作为现代经济学发源地的西方，不会在经济停滞的时候，放着这么好的工具不用。

在我国当下工业化完成之后，投资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大降低。2003年到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4.43万亿增加到55.29万亿，增加了近11.5倍，而GDP只增加了7.3倍，这意味着2021年的投资拉动率仅为2003年的63%左右。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难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经济市场化以后，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投资比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在全球中大型经济体中仍是最高的，近20年平均水平约43%，去年更是达到50.1%为历史最高峰，而欧盟和美国在21%左右，日本在23%左右，俄罗斯在18%左右，印度也只在30%左右。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讲， 我国2022年达到9.0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球固定资本形成额的35%，或者超过美国（4.94万亿）和欧盟27国（3.78万亿）的总和。

我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地产和制造业方面，这三个领域GDP占比仅为35%，却吸纳了60%以上的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每年已经有10-20万亿的过剩；即便是投资薄弱的服务业领域，写字楼、商业街、景区等基础设施配套也是严重过剩。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即便是维持目前5%的增长速度，到2032年也将会达到100万亿以上，届时可能会超过所其他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所以，现在各行业都不需要那么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如果继续强调投资，将进一步扭曲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

（过去十年基础设施建设过量，很多城市写字楼空置已经达到30%以上）

长期依赖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从根本削弱经济长期增长能力，目前比较突出的有：引发货币超发，推高资产价格，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人民生活成本，妨碍中小企业的成长；投资产生的利益被少数人享有，扩大贫富差距；挤压劳动报酬分配比，妨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

很明显，到了目前发展阶段，依靠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已经远远比它带来的好处多。我国经济的很多致命性问题，都与过分依赖投资而轻消费有关。

2. 消费才是第一生产力，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远远大于投资/生产

林毅夫教授推崇投资，而不认可消费，其实这背后有个潜在逻辑，那就是认为投资才是创造性的、积极性的，而消费不具有创造性。甚至一些人将消费与消耗、浪费挂钩，这其实都是扭曲了消费的价值。也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讲生产决定消费吗？所以说消费只是次要的，我们无需过多重视，投资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无限发扬光大的。这种观点毋宁说是苏联政治经济学逻辑下对马克思本人经济观点的一种曲解。

其实马克思在讲生产的意义同时，也一直在论述消费的意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导言”中一直在强调生产与消费的统一性，他还说：“消费完成生产行为”，“ 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后来，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把从产品到消费的过程，形容是是“ 惊险的跳跃”，这样产品才具有了价值，生产才实现了其意义。他还曾形象地比喻，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就不是现实的铁路。难道这不是对我国当下产能过剩讽刺吗？

所以，从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角度讲，消费是经济闭环的终点，是生产的目的， 如果没有消费，那很可能是制造无意义的投资/生产。只谈投资/生产，而贬低消费，是无法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的，苏联是最好的教训。

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情况来讲，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大于投资/生产更是事实：

第一, 消费所带动的产业面和链条长度，远远大于投资，所以，消费不仅仅是消耗、支出，而是对整个经济链条都产生刺激和拉动作用，反而投资很难做到这样；

第二，从关键的促进技术创新角度来讲，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的多数是建材、钢铁、机械等技术迭代慢的行业，很难会促进产生社会技术革命，而消费带动的则是电子、通信、汽车、精细化工等高技术密度和管理要求的行业，会极大促进技术和管理创新；

第三，从就业角度讲， 增加投资未必可以增加就业，虽然2011年至今工业投资增加了1倍，但是就业总量反倒减少了1500多万，这些年就业岗位增加都是消费和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这期间大约增加了8500万。

（珠三角发达的夜市：一个地方经济活力是由消费决定的，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决定的。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从总体讲，根据李迅雷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乘数效应仅为1.06，而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达到2.5左右。二者乘数效应具体差，虽有待于经济学家进一步测算，但是在一个城市，我们投资100亿用于建房子对经济产生的刺激效应，远远不如发放100亿消费券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再以北京、天津两个临近直辖市为例，2021年，天津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北京的近4倍，而人均消费额只是北京70%左右，重投资并没有给天津带来高增长，反而经济活力远远不如北京。所以说，增加投资更重要，但是拉动消费更重要。可以很肯定地讲， 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更大程度上，是消费出来的，而不是投资出来的，消费才是现代经济的第一生产力。

3. 走投资驱动发展道路，很难带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只有压缩不必要投资，增加居民收入的GDP分配占比，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消费

谈到如何提升消费，林毅夫教授认为，只有增加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才能提高老百姓收入，也才能刺激消费；如果走消费驱动，那有可能像欧美那样，会增加家庭债务，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言外之意，只有走投资驱动发展模式，才能提升消费，而消费驱动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风险很多。

不可否认林教授的提醒是充满善意的，但是从实际上讲，在投资驱动模式下，投资的增加，不仅制造的往往是无效产能，无法带来生产发展和人民收入增加，反而会严重影响个人收入增加和消费增长。

首先表现在，投资过多会挤压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占比。2021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仅占GDP的24.2%（27.7万亿V.S.114.37万亿），而美国达到56.9%（13.77万亿美元V.S.22.99万亿美元），欧盟也在48%左右，与我国发展水平一些相当的国家，比如智利、墨西哥也都在40%左右。我国社保支出的GDP占比也是中大型经济体中最低的，2021年仅为2.9%，而OECD的38国平均则达到20%。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额的GDP占比，都是全球开放经济体中最低的，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发展中国家。图片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由此导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也是全球最低的，2020年仅为38%，远远落后于美国的69%，也低于日本、俄罗斯、印度50%左右的水平。

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投资驱动发展模式下，居民不得不增加固定资产（主要是房地产）投资，来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从而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最近几年，我国商品房销售总额维持在18万亿左右，这意味着购房支出占了我国居民消费总量的45%左右，而美国仅为14%左右，投资驱动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是公认的抑制日常消费的元凶。

由此还导致，家庭债务大规模上升，就2021年数据来讲，我国家庭房贷余额已经达到近40万亿，居民负债总额因此攀升到71.1万亿，这相当于全国居民年工资收入的2.56倍，而美国居民总负债为15.6万亿美元，只相当于全国居民年工资收入的1.13倍，中国家庭债务负担是美国2倍以上。因此， 投资驱动模式有助于减少家庭负债，防范次贷危机也是个伪命题。

所以说，提升消费、减少家庭负债，还得从降低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大幅增加工资支出和社保支出做起，这是一个绕不过的路，走其他“捷径”已经被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证明是不行的。

4. 侧重消费拉动增长，是经济转型必由之路，并不是西方特色或西方阴谋

林毅夫教授认为消费驱动在中国做不到，因为这是西方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甚至一些民粹主义者，又引申为这是西方阴谋。但是我们从中国分省情况看，事实未必这样，一些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早就实现了消费驱动，并且发展质量远远高于投资驱动的省份。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比分省排名来看，最低的是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这四个省市都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北京、上海已经达到20%上下，与发达国家一致，而消费对GDP贡献率超过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而青海、广西、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吉林、河北等十多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比值，已经超过90%，不乏一些省份超过100%，比如青海一度达到159%。

通过各省投资和消费拉动率对比，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一是，消费拉动并不是西方社会所特有的，这种模式也完全符合我国国情，重投资、轻消费并不是一种特色或特殊经验，而是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二是，从发展质量来看，投资率最低的京沪浙粤四个省市是最高的，经济增长最稳定，财政情况最好，创新最有活力，反而那些依赖投资驱动的省份，债务严重，社会创新也做的很差。

所以说， 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就像市场经济那样，它不姓“资”，也不姓“社”，这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对它的讨论批评不应该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从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工业化完成后，降低投资比重、增加消费比重，无疑是最有利于实现经济转型，培育持续增长动力的一种模式，贬低消费、鼓吹投资才值得人们警惕，毕竟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吃的亏太多了！我国改革的初心就是改变过去那种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方式，当下情况下，越是经济增长乏力，越应该警惕走以前的老路子。

以上仅为个人最近研究的一些感悟，观点有认识不到位的地方，还请林毅夫教授及经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